当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驻紮在瓦尔纳的时候并非一直都安然无恙，事实上，在1854年夏天，霍乱席卷了整个东南欧。法军军营首先被感染，然後是英军军营。一阵热风从内陆吹来，整个军营被一层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苍蝇覆盖，士兵中间开始出现恶心腹泻，有了这些症状就只能在帐篷里躺下等死。

    在如今这一时期，欧洲医学界的主流依旧是「瘴气理论」，这一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包括霍乱在内的疾病是由臭气（瘴气），特别是夜晚的臭气引起的。

    而在瓦尔纳，霍乱被认为是附近湖泊的瘴气、过度饮酒或食用软水果导致的。军事当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卫生条件：厕所里粪便四溢，动物屍体在烈日下任由腐烂。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横行的军营，照顾他们的勤务兵疲於应对、精疲力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医学家约翰·斯诺早在1845年伦敦霍乱疫情期间，就通过标注死亡病例分布地图，发现病例集中於宽街公共水井周边，建议关闭该水源後疫情平息。

    他在1849年还发表了《论霍乱的传播方式》，提出洗手、煮沸饮用水等防控措施。

    但由於「瘴气理论」依旧是所谓的权威和主流，约翰·斯诺的这一发现几乎处於无人问津的状态。就更别说将这种理论推广到军中了。

    因为对病因无知，士兵们毫无提防，继续饮用被污染的生水。不过有些人对霍乱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过这种病，他们知道应该以酒代水，或是煮开水之後冲咖啡喝（法军每天饮用大量咖啡）。

    而早在霍乱爆发前，米哈伊尔无疑就在遵循一套在旁人眼中异常苛刻的卫生条例，比如不喝生水、勤洗手等等，甚至米哈伊尔还在军中积极推销这一套卫生条例。

    当然，米哈伊尔并非毫无根据的进行劝阻，而是以约翰·斯诺《论霍乱的传播方式》

    和朱阿夫士兵们的亲身经历来当作证据从而进行推广。

    尽管这两样证据其实已经比较有力了，但英国这边的军队似乎仍未太放在心上，更多的还是按照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来，一是因为惯性，二就是因为成本。

    军事当局连卫生条件都能忽略，就更别说推行什麽卫生条例了————

    就像约翰·斯诺早已提出了正确的阻断霍乱传播的方式，但直至十九世纪末，「瘴气理论」在不少国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军事当局虽然不管不顾，但底层士兵在疾病面前显然又不是傻子，因此当霍乱在军中爆发之後，确实有相当多的士兵在极度恐惧之际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采用了米哈伊尔所说的方法。

    但如此大规模的霍乱显然不可能轻易阻断，於是死亡依旧在军营中传播着，但在米哈伊尔的努力下，得病的人似乎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麽多————

    在这期间，米哈伊尔一方面做着最严格的防护措施、忍着霍乱带给人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强忍不适，记录下了这些恐怖的场面。

    而无论是这些恐怖的场面还是约翰·斯诺的防止霍乱的方法以及朱可夫士兵们的亲身经历，米哈伊尔统统都会用的笔法将其写进当中。

    想在如今这个时期破除「瘴气理论」几乎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些方法完全可以成为人们防治霍乱的「土法子」，恰恰在如今这种特殊时期，米哈伊尔的报导和可是能卖到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

    除此之外，如果米哈伊尔没记错的话，在1854年下半年，伦敦又将爆发一场波及人数众多的霍乱，而约翰·斯诺将通过研究霍乱死者的日常生活情况，寻找到他们的共同行为模式，进一步发现了霍乱与饮用不洁水的关系。他绘制的地图更是为这一猜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只可惜伦敦政府虽然用是用了，也看到了约翰·斯诺给出的有力证据，但在偏见和其它各种力量的阻碍下，伦敦政府事後依然将这场霍乱的根源定为「瘴气」。

    等到约翰·斯诺後面给出论证之後，那米哈伊尔这个如今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有流量的记者，当然要亲自下场，再结合战场上的一些实例，大力鼓吹一波约翰·斯诺的调查结果和防治霍乱的方法了。

    甚至说，米哈伊尔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说服那位接下来即将抵达战场的南丁格尔女士接受这种理论，要知道，等战争过後，南丁格尔不仅在整个英国都成了知名人物，甚至还在一些领域担任重要职位，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力。

    那麽说回战场，既然俄军已经从多瑙河公国撤退，照理说英法联军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道回府了。战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了。

    但事实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可能就此撤退，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战果，反而白白死了很多人。

    而最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其实正是俄军的主动撤退。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後，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

    马克思甚至都专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嘲讽道：「在那儿，八九万英法两国士兵聚集在瓦尔纳。指挥他们的，一个是威灵顿时代的军事秘书，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的最大战利品是在伦敦的典当行买到的，真的）一一在那儿，法国人无所事事，英国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无所事事。」

    在伦敦，英国内阁也觉得仅仅迫使俄军撤出多瑙河地区不足以弥补已经做出的牺牲。

    英国和法国在商讨过後，最终决定让部队朝着克里米亚进发，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占领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消灭黑海舰队、破坏港口军事设施。

    但当启程的日子迫近时，将领们开始临阵退缩了，尤其是法军指挥官，他们对这项任务抱有疑虑。纽卡斯尔的命令由法国战争部部长瓦扬元师抄送给了圣—阿诺，但是圣—阿诺对这项任务是否能够成功有所怀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和他看法一致，都认为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对海军大国英国更有利。

    但是由於英法两国的政客急切地希望发动一场攻势来迎合公众情绪，他们向军事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军队其实也想尽快离开霍乱肆虐的瓦尔纳地带。到了8月下旬，奥古斯特·圣—阿诺得出结论，与其让士兵们在瓦尔纳死於霍乱，还不如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说不定牺牲的人数还少些。

    对许多士兵来说，收到登船的命令是一种解脱，他们「宁愿像一个男人那样战斗，也不愿意被饥饿和疾病打倒」，埃尔贝形容道。「军官和士兵们对他们在这里的命运日益感到厌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罗伯特·波特尔在8月下旬写道：「除了掩埋战友外，他们什麽都干不了。他们公开地说，他们被带到这里，没有让他们打仗，却让他们在这个到处是霍乱和发烧的地方病倒、死去————我们听说在法军营地发生了譁变，士兵们发誓说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唯独不想在这儿等死。」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指挥官们觉得是该把士兵们送到前线去的时候了，否则他们不是被病魔击垮，就是起来造反。

    就这样，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朝着克里米亚进发了————

    就在米哈伊尔他们还在前往克里米亚的路上的时候，整个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却是因为米哈伊尔的一期又一期，简直都快犯上一场热病了！

    事实上，尽管米哈伊尔的的第一期就在整个英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只有英国出版商桑德斯才知道，他的杂志的销量可谓是一天比一天高————英国公众的嘴巴虽然比较硬，但身体却是一个比一个诚实————

    没办法，英国公众对於这场战争有着异常强烈的好奇心，但伦敦报纸上的各种报导相对来说又比较简略，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那麽有没有一部作品既能较为全面地展示这场战争，又能以精湛的文笔令读者们仿佛置身於战场并深刻体会到士兵们心境上的变化？

    有的兄弟，有的，当然就是米哈伊尔的了！

    但看归看，英国的读者们却不得不体验了一把何为冷热交替的感觉————

    简而言之，英国的各大报纸和主流舆论几乎都在为这场战争赋予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历史意义，报纸上的用词往往为：「英国人凭藉其民族本能和坚韧精神，看到了这场战争中比他们盲目的向导所愿意承认的更多利害攸关的东西————」、「没有什麽比人民刚毅而高尚的精神更令人振奋」、「我们的军队光荣登场，这是一场辉煌的首秀」、「钟鼓被敲响、旗帜被升起！」

    就在英国的众多读者被报纸上的爱国叙事、民族情绪、英雄叙事等给弄得晕头转向、

    热血沸腾乃至想亲身上阵的时候，他们便会看到米哈伊尔的最新一期。

    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纯洁的灵魂是如何走向堕落乃至毁灭，他们看到战争是如何挖空一个人的灵魂、徒留肉体生存，他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士兵是如何用最淳朴的观念撕开了这场战争的神圣外衣，从而将其最真实的面貌暴露在阳光之下————

    同时还夹杂着对许多东西的讽刺，就像上一期写的那样：「————人的骨子里，说到底就是一头野兽，只不过他往自己身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礼义廉耻，就像在面包上抹了一层黄油而已。军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一个人，必须永远对另一个人拥有生杀大权。坏就坏在，每个人的权力都太他妈大了。

    一个下士可以折磨一个大头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下士，一个上尉可以折磨一个中尉，直到把人逼疯。而且，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权力，他们很快就多多少少养成了这种恶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刚在操场上累得像狗一样，正列队往回走，这时候上面下了一道命令：唱歌！

    大夥几有气无力地唱着，因为我们光是拖着步枪往前迈步，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紧接着，连队立马被要求向後转，作为惩罚，再多练一个小时的操。等再次往回走的时候，上面又喊：唱歌！我们只好再次张开嘴，你说，这到底图个啥？还不就是因为那个连长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大得冲昏了他的头脑。

    而且没人会因此责怪他，恰恰相反，上面还会夸他治军严明。当然，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这种事在各种大是大非里同样适用————

    「6

    「————也许确实该有纪律，但纪律不该演变成滥用私刑的藉口。可你去跟一个铁匠、

    一个苦力或者一个工人讲这个道理试试，你去跟一个农民解释这个试试，而我们这几大部分人偏偏就是这些泥腿子出身。

    他所能看到的，只是自己像进了磨坊一样被来回碾压，然後被像牲口一样赶上前线。

    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清楚自己该干什麽，不该干什麽。我跟你们说，前线这帮普通的大头兵，能硬挺着把这些苦水全咽下去，简直是个奇蹟，彻头彻尾的奇蹟！」

    如此平实却又具有某种特殊的力量的语言，如此骇人的画面和一桩桩惨剧，以及完全看不到未来的黯淡前景————

    ——

    所有的这些都化作一盆又一盆冰水，浇在了那些刚刚才热血沸腾起来的英国读者头上，让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可报纸上依旧是在用一个比一个大的词句、米哈伊尔的也依旧是一期接着一期的连载着，如此冷热交替之下，整个英国似乎都快生病了！

    人们对於这场原本没有什麽讨论空间的战争的讨论正变得越来越多，人们的争论越来越多，甚至就连对这场战争的看法都发生了不小的偏移————

    许多英国公众认为这部是对英国的一个提醒，提醒他们应该更加关注前线那些士兵们的状况，不能让前线那些可怜的士兵们白白牺牲。

    还有许多人则是坚持着这样的看法：「里面的东西都是假的！所有的这一切全都是他编的！那位文学家说不定压根就没去战场，而是躲在了一个小地方继续胡编乱造，诋毁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军队！他压根不知道荣耀是什麽！」

    正是在这种纷纷扰扰中，米哈伊尔的的最新一期再次发售，并再次在整个英国掀起了一波阅读狂潮。

    而在这一期，英国的读者们发现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是跟霍乱和其它一些疾病有关，明明连敌人都还没有见到，一位又一位士兵却是接连倒在了霍乱面前，他们就这样荒谬且不为人知的死去了————

    就在整个英国似乎又要陷入到某种阴郁当中的时候，一些人却是压根不管里的士兵们的苦难和死活，他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真正令他们感到兴奋的是，他们觉得他们终於从这些凄惨的新闻里抓到了他们想像中的那位敌人的「把柄」。

    他们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喊出了声：「瞧瞧！瞧瞧！你们看他写的多可笑啊！他竟然说防治霍乱重点是要把水烧开、不喝生水！我们早就说了，这些东西都是他编的！他写的东西压根就不可信！」

    就在这些人为抓住了敌人的「把柄」而到处叫嚣的时候，在伦敦，一场灾难却也是突然爆发了————

    後日谈：「约翰·斯诺对霍乱水媒传播假说的论证，在1854年至1855年间已经具备了惊人的逻辑严谨性与数据支撑。然而，一个医学史上长期令人困惑的事实是：直到斯诺去世（1858

    年）之後的十余年间，他的学说在英国主流医学界仍被广泛忽视或抵制。

    瘴气理论的惯性如此强大，以至於斯诺在伦敦苏豪区通过地图揭示的真相，几乎成了一座孤岛—证据充分，却无人登岸。

    斯诺的理论从实验室走向战场的转折点，并非发生在伦敦的学术会议上————促成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是时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在前线活动的作家米哈伊尔·罗曼诺

    维奇·拉斯科尔尼科夫。

    米哈伊尔不是英国人一—或许应该说他至少是半个英国人，并非医生，甚至没有任何医学训练背景，但他却是整个现代公共卫生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根据一项不太严谨的数据统计，他在整个十九世纪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拯救了不计其数的人。

    ——米哈伊尔的案例，揭示了科学传播史上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机制：在证据与行动之间，存在一个「说服的鸿沟」；有时候跨越这道鸿沟所需要的，往往不是更多的证据，而是能够将证据嵌入决策者已有认知框架的「叙事桥梁」。米哈伊尔正是这座桥梁的建造者。」

    一《知识迁移：十九世纪战争、文学与公共卫生观念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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