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民在急诊大厅快速扫视，迅速定位了目标。他让母亲守在父亲床边，自己先走向急诊分诊台。分诊台护士正忙得不可开交，不断有新的病人和家属涌来询问。古民等前一个人问完，立刻上前，语气清晰、克制但急促：“护士您好，我是刚才脚手架坍塌事故送来的伤员古建国的家属，我想找他的主治医生，详细了解伤情和后续治疗方案。另外，和我父亲一起送来的，有一位重伤的工友叫陈大友，正在抢救，他的家属在那边，但可能不太清楚流程，能否请您或安排一位同事稍作指引？我是他们工友的儿子，也懂一些医疗流程，看能不能协助沟通。”

    他的表述条理清楚，点明了事故背景、家属身份、具体诉求，并提出了协助沟通的意愿，而非单纯添乱。疲惫的护士看了他一眼，神色稍缓，指了指急诊医生办公室方向：“古建国是吧？他目前是李医生负责，李医生可能在处理重病人，你们家属先去病房区那边等着，医生处理完会过去交代。陈大友在抢救室，有专门医生负责，家属签字什么的都在那边，有专人引导，你们别都挤过去，保持通道畅通。”

    “好的，谢谢。”古民点头，没有纠缠。他转身走向母亲，快速交代：“妈，你在这里陪爸，注意爸的血压和神志，有任何不对劲马上按铃叫护士。我去了解一下老陈叔的情况，再看看医生什么时候有空。”母亲六神无主地点头。

    古民走向抢救室区域。老陈的儿子，那个黑瘦的汉子，正被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叫到一边，手里拿着几张纸，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旁边还有个看起来像工地小工头模样的人，眼神躲闪，嘴里念叨着“公司会负责的，先签字救人要紧”。古民快步走过去，没有立刻介入，而是先站在旁边听。

    医生语速很快：“陈大友，高处坠落伤，多发肋骨骨折，疑似血气胸，脾脏破裂出血，颅脑损伤待查，失血性休克。现在必须马上手术探查止血，同时输血。这是手术知情同意书、输血同意书，还有病危通知。你是他儿子？直系亲属？签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手术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麻醉意外、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器官功能衰竭等等，但不做手术，出血止不住，人肯定保不住。你快点决定。”

    老陈的儿子，双手颤抖，脸色惨白，看着那几张写满专业术语和可怕风险的纸，眼神茫然又恐惧，下不了笔。旁边的工头催促：“签吧签吧，救人要紧！公司不会不管的！”

    古民见状，上前一步，轻轻拍了拍老陈儿子的肩膀：“陈哥，我是古建国的儿子，古民。你先冷静，听我说。”然后他转向医生，问道：“医生，请问主刀医生是哪位？手术大概需要多久？术后直接进ICU吗？现在血源充足吗？”

    医生看了古民一眼，见他神态镇定，问话切中要害，便快速回答：“主刀是我们外科的刘主任，已经在做准备了。手术时间要看进去后探查情况，快则两三小时，慢不好说。术后肯定进ICU监护。血库正在调血，应该够。家属抓紧时间。”

    古民转向老陈儿子，用平稳而清晰的语气说：“陈哥，现在的情况是，不手术，陈叔非常危险。手术是唯一希望。这些同意书是标准流程，告知风险，但刘主任是专家，他们会尽最大努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相信医生，签字，让陈叔尽快上手术台。其他的，等手术结束再说。来，笔给我，我指给你看，你签。”

    或许是古民的镇定感染了他，或许是“尽快上手术台”这句话点醒了，老陈儿子深吸一口气，哆嗦着接过笔，在古民的手指引导下，在几个指定位置签下了自己歪歪扭扭的名字。每一笔都仿佛用尽了全力。

    医生接过同意书，转身快步走进抢救室。老陈儿子像是虚脱了一样，靠着墙滑坐到地上，双手抱头。旁边的工头似乎松了口气，想溜走。古民一把拉住他，低声但不容置疑地问：“你是工地的人？哪个公司的？负责人现在在哪？事故情况通报了吗？伤员医疗费怎么解决？”

    工头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黝黑，眼神闪烁，穿着沾了灰的西装外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试图挣脱古民的手，没成功，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是现场带班的，姓赵。我们是跟王老板干的，王老板是跟宏远建筑公司签的劳务分包。王老板正在赶过来，公司领导也知道了。医疗费……公司肯定会管的，你们先治，后面再说。”

    “后面再说？”古民盯着他，“抢救手术，输血，ICU，每天费用都是天文数字。你一句‘后面再说’，让家属怎么安心？王老板电话多少？宏远公司现在谁在现场负责？安监和住建的人是不是来了？在哪儿？”

    赵工头被古民一连串问题问得有些发怵，嗫嚅道：“王老板……王老板电话我打了好几个，没接，可能正在路上。宏远公司来了个安全部的李经理，在那边跟安监的人说话。”他指了指急诊大厅另一侧，几个穿着便服和制服的人正聚集在一起，面色凝重地交谈。“钱的事……我真的做不了主，我就是个带班干活的。”

    古民松开他，知道从他这里问不出更多有用信息。他走到老陈儿子身边，蹲下，低声说：“陈哥，你先起来，坐这儿。陈叔进手术室了，我们着急没用，现在要做的，是理清头绪，为后面做准备。你带陈叔的身份证、你们的户口本了吗？还有，陈叔有没有工伤保险？跟工地签合同了吗？”

    老陈儿子茫然地摇头：“身份证……在我爸裤兜里，刚才护士收走了。户口本在家……保险？合同？我爸就是跟着王老板干活，一天三百，现结……有时候压几天，没听说什么保险合同……”

    古民的心又沉了沉。典型的零散农民工用工模式，无合同、无社保、工伤保险大概率缺失。这意味着，如果包工头或建筑公司推卸责任，后续的医疗费和赔偿将极为困难。

    “你知道王老板全名吗？有没有他身份证号或者住址？”古民继续问。

    “王德发……我们都叫他王老板。身份证号……不知道。住哪儿……好像是在城西那边，具体不知道。”老陈儿子痛苦地摇头。

    线索有限。古民起身，对老陈儿子说：“你先在这里守着，手术有消息医生会出来通知。我去找建筑公司和安监的人了解一下情况。你记下我的电话，有任何事马上打给我。还有，从现在开始，所有关于事故的情况，医生说的话，工地来的人说的话，尽量用手机录下来，或者记清楚。这很重要。”他写下自己的手机号，递给对方。

    然后，他整理了一下情绪，走向大厅另一侧那群人。他辨认出其中两个穿着安监制服，一个穿着住建部门的马甲，还有两个穿着便装但气质像是企业管理人员的中年人，其中一个正拿着本子记录什么。

    古民没有贸然插入他们的谈话，而是站在稍远处，等他们一段对话间隙，才走上前，用平静但清晰的声音说：“各位领导好，我是这次脚手架坍塌事故的伤员家属。我父亲古建国，左臂骨折，头部腿部受伤，正在留观。另一位重伤员陈大友，是我父亲工友，正在抢救手术。我想了解一下事故的初步情况，以及目前对伤员救治的后续安排，特别是医疗费用保障方面。”

    几个人的目光都转向他。其中一个安监人员看了他一眼，公式化地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伤员救治是第一位的，医院会全力救治。家属请配合治疗，等待进一步通知。”

    那个便装的企业管理人员，应该就是赵工头说的李经理，打量了一下古民，开口道：“你是家属？我们宏远公司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已经成立了应急小组。请家属放心，伤员的治疗我们会负责。具体的，等我们核实清楚情况，会统一安排。”

    “李经理是吧？”古民迎上他的目光，“感谢公司的重视。目前我父亲古建国和陈大友的医疗费，是公司垫付还是需要家属自己先垫付？如果公司垫付，是现金、支票还是需要什么手续？如果家属垫付，发票和费用清单如何交接、后续如何报销？另外，事故的详细经过、现场情况、涉及人员名单和责任方初步认定，什么时候能向家属通报？我们家属需要了解基本情况，才能配合后续治疗和处理。”

    李经理皱了皱眉，古民的问话专业且直接，堵住了“回去等通知”这类套话。“医疗费……这个需要走流程。目前情况紧急，当然是救人要紧，家属可以先行垫付，保留好所有票据，等事故责任认定后，该谁承担谁承担。我们公司会积极协调。”

    “李经理，”古民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带着不容回避的力度，“抢救手术和后续ICU治疗，费用高昂且不确定。让家属先行垫付，一来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二来，如果后续责任方扯皮或赔付不及时，会直接影响治疗。按照《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当先行垫付医疗费用。宏远作为总承包单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理解公司需要流程，但现在是人命关天，能否请公司特事特办，先拨付一笔紧急医疗备用金到医院账户，或者派专人驻院负责对接缴费？这是对伤员负责，也是对贵公司自身负责，避免事态因费用问题恶化。”

    李经理和旁边安监、住建的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古民的话句句在理，引用了相关法规，态度不卑不亢。安监的人清了清嗓子，对李经理说：“这位家属说得有道理，医疗费是当务之急。你们公司要拿出切实的应急方案，不能把压力都推给家属。”

    李经理脸色变了变，点头道：“是，领导说得对。我马上向公司请示，争取尽快安排。这样，这位家属，你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也需要核实一下两位伤员的具体信息。”

    古民留下了自己和父亲的姓名、联系方式，也问了李经理的联系方式。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步，对方所谓的“请示”、“安排”很可能拖延。他必须做多手准备。

    回到父亲病床旁，古民从母亲那里拿过父亲的钱包，找到身份证，又询问了父亲关于工地和王老板的更多细节。父亲精神不济，断断续续说了些：工地是新耀城三期，他们是跟着王德发老板的班组，做木工。王德发手下有二十几个人，挂靠在宏远建筑公司下面。没签过正式劳动合同，只有一张记工单。工资有时发，有时拖，但王德发之前没跑过，这次出事前还说明天发上个月的工钱。工地安全员姓孙，偶尔来转转，提醒过要戴安全帽，但脚手架检查什么的，好像没那么严。出事的脚手架，父亲感觉有些扣件有点松，跟带班的赵工头提过一句，赵工头说没事，抓紧干完这层就好。

    古民用手机备忘录一一记下。这都是潜在的证据和线索。

    他又去看了看老陈儿子，对方依然蹲在墙角，眼神空洞。古民给他买了瓶水，塞到他手里。“陈哥，振作点。陈叔还在手术，你需要保存体力。家里还有其他人吗？要不要通知一下？”

    老陈儿子摇摇头，又点点头，哑着嗓子说：“我妈走得早，家里就我和我爸……我老婆在老家带孩子……还没敢告诉她们。”

    “先别告诉，等手术结果出来再说。”古民拍拍他肩膀，“我在这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医疗费的事，我刚才跟建筑公司的人说了，他们答应去协调。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你现在要做的是，第一，守在这里，等医生消息；第二，尽量回忆和王老板有关的一切，电话、住址、车牌号，什么都行；第三，如果建筑公司的人再来，或者王老板出现，问清楚医疗费怎么解决，最好能录个音。明白吗？”

    老陈儿子红着眼睛，用力点头。

    处理完这些，古民才抽出时间，去找父亲的主治医生李医生。李医生刚从抢救室那边过来，神色疲惫。他给古民看了父亲的X光片和CT片：左前臂桡骨远端骨折，需要复位后打石膏固定；左小腿软组织严重挫伤，有血肿，但骨骼未见明显异常，需密切观察，防止骨筋膜室综合征；头部CT显示轻微脑震荡，头皮裂伤已缝合，需留院观察24-48小时，排除迟发性颅内出血。

    “总的来说，你父亲是幸运的，”李医生说，“从那么高地方掉下来，多是些骨折和挫伤，没有伤及内脏和脊柱，脑部也没大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但那个重伤的陈大友……情况很麻烦，手术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就算挺过来，后续治疗和康复也是漫长过程，花费巨大，而且很可能留下严重后遗症。”

    古民仔细询问了父亲的具体治疗方案、注意事项、大概费用，以及陈大友可能面临的治疗周期和费用预估。李医生给出了一个粗略但惊人的数字，尤其是陈大友后续在ICU和康复治疗的费用，可能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天文数字。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已是深夜。父亲在止痛药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母亲趴在床边打盹。老陈儿子还蹲在抢救室外的走廊上。建筑公司的李经理早已不见踪影，打电话过去，提示已关机。安监和住建部门的人也已离开，只留下两个年轻人在医院值守，说是配合调查。

    古民站在急诊大厅略显清冷的灯光下，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但大脑却在高速运转。父亲伤势稳定，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接下来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工友重伤，生死未卜，巨额医疗费无着落。建筑公司和包工头态度暧昧，推诿拖延。父亲的工伤认定、赔偿更是漫长过程。这一切，都需要他保持清醒，运用所有的知识、人脉和意志去应对。

    他先给陈明发了条信息，简单说明了医院情况和后续的复杂性，告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处理。然后，他翻出通讯录，找到一位在大学时期关系不错、现在本地一家律所做律师的同学蒋文斌。电话响了几声后接通了。

    “文斌，是我，古民。这么晚打扰，有件急事想咨询你……”古民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将父亲工地出事、工友重伤、建筑公司和包工头可能推诿的情况说了一遍。“……情况大概是这样。我想知道，从法律上讲，我们现在最紧急要做的是什么？如何锁定责任方，尤其是那个包工头的责任？医疗费的追索有什么快速途径？”

    电话那头的蒋文斌听完，语气也变得严肃：“老古，你先别急。你父亲伤势稳定是万幸。现在关键是那个重伤工友的医疗费，还有后续的赔偿认定。包工头王德发是关键，如果他没给工人买工伤保险，他就是第一责任人，建筑公司负连带责任。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包括事故现场照片（如果还能拿到）、工友证言、你们的记工单、与包工头和建筑公司沟通的记录，特别是关于医疗费承诺的录音。其次，尽快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哪怕没合同，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申请。最后，如果建筑公司和包工头迟迟不垫付医疗费，可以考虑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或者向住建、安监部门施加压力，他们可以责令用人单位先行垫付。我建议你明天一早，最好能带上已知的材料，来我律所一趟，我们详细聊聊，有些文件需要你签字授权。另外，那个重伤工友的家属，如果信得过，最好也一起来，他的情况更麻烦，需要专业介入。”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文斌。明天上午我带材料过去。另外，关于那个包工头王德发，如果他玩失踪，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或者他的财产吗？”

    “如果他故意躲，找人有难度，但可以尝试申请财产保全，前提是你们有明确的债权依据，并且知道他的财产线索，比如房产、车辆、银行账户。这需要起诉后申请。所以，证据收集是关键第一步。还有，注意安全，这种事有时会涉及一些灰色势力，沟通时尽量在公共场所，保留证据。”蒋文斌提醒道。

    挂断电话，古民心里有了一个初步的行动框架。他回到父亲床边，母亲醒了，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古民安慰了母亲几句，让她先在旁边的空床位休息。他自己则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罗列明天以及接下来几天需要做的事情：

    1. 医疗：跟进父亲检查结果，确认陈大友手术情况。督促建筑公司落实医疗费垫付。

    2. 证据：收集父亲和工友的记工单、工资记录、与王德发及工地管理人员（赵工头、孙安全员）的沟通记录（录音、微信）。尝试联系其他受伤工友，获取证言。向安监部门索要事故初步报告（如可能）。

    3. 法律：上午与律师蒋文斌见面，启动法律程序。协助老陈儿子准备材料，申请工伤认定，必要时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

    4. 沟通：继续与宏远建筑公司李经理保持联系，施加压力。尝试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表叔）联系王德发。

    5. 家庭：安抚父母情绪，安排可能的陪护。评估家庭财务，准备必要时垫付部分紧急医疗费。

    列完清单，已是凌晨两点。医院走廊的灯光苍白而安静，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和远处偶尔的**。父亲在睡梦中不时皱眉。老陈儿子还蹲在手术室外的阴影里。古民靠在冰冷的椅背上，感到一种沉重的无力感，但又被更强大的责任感驱动着。他知道，这将是一场硬仗。不仅是为父亲，也是为了那位可能落下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的工友，为了那些同样在工地上用生命换取微薄收入的父亲们，讨一个公道，争一份保障。他平日里为企业设计的那些风险防火墙，此刻，需要他亲手为父亲，为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群体，搭建起来。而第一道障碍，很可能就是那个关键人物——包工头王德发。根据父亲和工友的描述，以及今晚建筑公司的推诿态度，王德发“失联”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