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想到，在这个封建时代，他的阁臣们竟能不求私权、不恋高位，反而主动为中枢套上枷锁、为权力立下规矩，做出如此具有自我革命意义的举动。

    这般公心与远见，让他更加确信，自己数年的心血全然没有白费。

    对于他们上奏的这条限制，朱由校自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他提笔在奏疏上批了一个“准”字，沉吟片刻，又御笔补批一行：

    “内阁诸公深明大义、公心辅国，朕心甚慰。此任期定制，可垂范后世，永为大明定例。”

    御玺落下，朱印鲜红。

    朝堂改制的圣旨，正式昭告朝野、昭告天下。

    “阁臣任期制”与“入阁三禁”一同写入《大明会典》，成为定制！

    一夜之间，整个大明官场都知道了——变天了！

    按理而言，如此颠覆性的中枢改制，必然引发朝野震动、百官哗然、旧臣抵制。

    但得益于袁可立与内阁诸位大臣提前周旋疏通、陈明改制利害，各部堂官听了，虽心里未必完全服气，但面子上过得去，也就不便当场发作。

    再加上朝堂上的那些个系统官员，对朱由校的圣旨，自然不会有任何异议。

    他们分布在六部、都察院、海关、盐政等各个要害部门，人数不少，这些人一带头，其他人想反对也翻不起浪来。

    于是，一场本该血雨腥风的朝堂变革，竟然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推行下去了。

    改制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职由右都御史沈正接任，补齐了监察主官的空缺。

    其人也是系统官员出身，能力出众，刚直不阿，在都察院中素有威望。

    可见朱由校虽然提高了内阁的地位，但这监察之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一时之间，大明朝堂上下官制调整，人员变动，一片忙碌景象。

    内阁迅速从各部甄选老成干练、熟稔实务的主事、郎中，充实内阁下属的各科各房，分门别类对接各部庶务、钱粮、刑狱、军政、工程、吏治诸事。

    梳理全国奏本、统筹各部政务、稽核各地文书，一改往日拖沓闲散的旧貌。

    百官起初尚且惴惴不安，生怕内阁倚仗新制权威、肆意压制部院、苛责诸事。

    待新政落地月余，众人发现内阁只管统筹、稽核、纠弊、定序，不侵六部具体职权，于是也是定下心来配合。

    而历史上的这一年，大明并不太平！

    北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等地，自春入夏，雨水稀少，旱情渐显。

    杭嘉湖绍一带更是“田起黄埃，池涸井枯，禾苗尽槁”，触目惊心。

    北方旱魃肆虐之处，蝗虫随之滋生，啃噬着本就稀疏的庄稼。

    与此同时云南全境，则暴雨成灾，昆明、楚雄、大理等地尤甚，千里泽国、田庐冲毁，史称“天启五年云南大水灾”。

    若在以往，如此大范围的严重灾情，足以让朝廷焦头烂额，地方动荡，流民四起。

    但如今的大明，虽然也算得上重灾，各地报灾的电报源源不断地递进内阁，电报司的嘀嗒声昼夜不停，但远远没有影响到大明的稳定。

    得益于这些年大兴基建、举国治水、深耕仓储，朝廷每年固定拨付千万银元修缮天下河道、深挖水井、修筑堤坝、营建粮仓。

    几条铁路干线的建设，使得粮食能从京城、从南洋、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运入灾区；各地官仓、常平仓储备充足；

    再加上海外拓土年年丰收，南洋、暹罗乃的粮船，将丰收的稻米源源不断输入沿海及沿江口岸，平抑了粮价。

    数省灾情，还动摇不了大明的国本！

    内阁诸位大臣坐镇京师，凭借全国电报网实时掌握各地灾情动态，统筹调度、分级赈灾。

    朝廷更是借着这次灾情，鼓励受灾百姓向辽东、河套、北庭、西域南疆等地移民，官府给予路费补贴、耕牛种子、甚至允诺分配草场，牧民。

    一边救灾安民，一边顺势疏导内地百姓北迁草原、充实北疆，一举两得、有条不紊。

    陕西，榆林卫

    这座曾经的大明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的治所之地，高耸的城墙见证过无数烽烟。

    去岁，西军、北军两大都督府犁庭扫穴，漠南漠北尽入版图，榆林便从直面蒙古铁骑的边防最前沿，变成了安稳的内地城池。

    但因其地处蒙古草原边缘，各地商人往来频繁，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从这里运往草原，北方的毛皮、马匹从这里运往内地，让榆林卫较之往日愈发繁华富庶。

    只是旱情无情，这里终究没能幸免。

    虽然这些年西军都督府组织军民修缮了旧渠，挖了不少深井，人畜饮水尚可勉强维持，但地里的庄稼却抵挡不住持续的干旱。

    老天不下雨，你就是修再多的井也浇不了万顷良田。

    连日大旱之下，良田绝收、农事尽废。

    所幸朝廷常平粮仓充盈、粮价平稳，百姓无饥饿之忧，却也断了全年生计！

    越来越多的本地百姓、军户子弟，不愿再守着靠天吃饭的薄田，纷纷动了心思，打算响应朝廷移民令，北上奔赴北疆、漠南新辟移民定居点，讨一份安稳富足的新生计。

    榆林卫城，西城柳树巷。

    这里的房舍多有些年头了，虽然不算破败，但也谈不上齐整，多是些普通军户、小贩、手工业者的居所。

    巷子深处，一处稍显规整的院落前，此刻正站着三名二十出头的青年。

    他们身着粗布短打，背着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脸上带着远行的决绝与对未来的憧憬。

    为首的青年名叫高朗，眼神灵活，脸膛黝黑，一看就是常年风吹日晒的主儿。

    他朝着院内喊道：

    “程大哥！程大哥在家吗？”

    院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身形魁梧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约莫三十来岁，皮肤黝黑，面容棱角分明，站姿如松，即便穿着寻常布衣，也透着一股久经行伍的精悍与凛冽，绝非寻常农家百姓可比。

    正是这院子的主人，程行云。

    “高朗？是你们啊。”